哪些塑料可以进，哪些不可以进，有明确的规定。但实际上进口到中国的废旧塑料太杂了；进口渠道也杂：走私瞒报、夹带……这是个公开的秘密。——王久良

    2016年11月24日，《塑料王国》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获新人单元评委会特别奖。王久良的获奖感言只有一句话：“希望这部片子能拉近你我的距离。”
    从2012年到2014年，王久良生活在两家人的世界里——坤是中国山东沿海地区一家废旧塑料回收作坊的作坊主，彭是他的四川籍雇工。两家人靠“干塑料”谋生：把废旧塑料分拣、清洗、磨浆、造粒，然后卖出去。他们在作坊里工作也在作坊里生活。
    包装袋、海报、快递单、腐烂发霉的牛奶盒……垃圾堆积在他们的院子里，上边印着日文、韩文、英文、德文……
    “如果你就盯着脚下那一块地方，你完全不知道你在中国。”王久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他收集过一沓快递包装袋。地址、姓名、电话俱在，可以按图索骥找上门去问：你知道你扔的垃圾去了哪里吗？
    “其实我也吃了”
    2014年，王久良做过《塑料王国》的“媒体版”。26分钟的短片大致勾勒出废旧塑料回收的产业链。产业遍布大半个中国，废旧塑料通过各种通路入境：“广西的是通过越南的内陆河进来的。甘肃的是通过内陆，就是所谓的陆上丝绸之路到新疆，再到甘肃。”2014年，王久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
    在2016年的长纪录片《塑料王国》中，产业变成了淡淡的背景，“干塑料”的坤和彭成为主人公。
    不到三十岁、自称“老农民”的坤，会把压制成型的塑料粒放进嘴里，用牙轻轻地咬，以品鉴其成色，如同农民品尝新打下来的麦粒。坤勤勉、能吃苦，腰里长了瘤子也不去医院，却兴致勃勃去看车展。他看不起彭，因为彭喝酒，不能让孩子上学。彭一家住在作坊里，用废旧塑料生火做饭，把那只铝锅熏得里外漆黑。捡来的塑料布糊墙糊顶棚，消费社会的讯息布满他们的四壁。孩子在废旧塑料堆成的小山里嬉戏。彭妻在与作坊一墙之隔的菜地露天生产，诞下家中第五个孩子。
    找到他们，王久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。2012年，《塑料王国》实拍前两个月，王久良“根本见不到人”，只能远远拍拍货场和小作坊的“风景空镜头”：一集装箱一集装箱废旧塑料倾卸到货场，被南来北往的卡车拉走，再卸到小作坊。小作坊上空腾起白烟或红色、紫色的雾霭，远远可以闻到刺鼻气味。
    在华北一家回收作坊，吸毒的彝族工人说：你拍我可以，拍一次两百块。王久良前后还花了两万块买废旧塑料，买最便宜的，借挑货之机进入工厂，“虽然不能拍，起码看到了工作状态。”终于有家小厂允许王久良入内，后来被当地有关部门发现，所有素材作废。
    濒临绝望的时候，彭的大女儿依姐出现了。依姐背着妹妹，扯着弟弟，玩垃圾堆里扒出来的玩具。王久良团队的姑娘跟他们聊天，给他们买篮球、零食和《新华字典》。被歧视的彭一家几乎不设防，但进了彭家，还必须过坤的关。王久良对坤说：我不是记者，我不想揭黑，我只想知道你们怎么干这活；第二，我对彭一家感兴趣，他四个孩子都不上学，我想拍个教育题材。
    王久良让坤抄了自己的身份证号，在小作坊附近租住了一年半。全天候蹲守，以备有突发情况时第一时间赶到。彭的妻子生产,就是这样拍到的。
    必要时，王久良跟彭和坤一起干活。王久良右边眉头的眉心处有个疤，那是氯中毒留下的痕迹。
    有一次，彭带孩子在污染的河沟里捞十公分长的死鱼，坤的母亲拿去把鱼炸出来，分给彭家一碗。两家大人孩子在昏黄的白炽灯下大快朵颐。在阿姆斯特丹放映时，引来疑问：“你有没有告诉他们：这鱼不能吃？”
    “如果孩子捞鱼，我会制止。但他们父亲跟着。坤的母亲做的鱼。我不能说‘这鱼可能有毒’——你说‘有毒’或‘污染’，他们认为你看不起他们。我当时说,这鱼可能不干净。他们说没事，洗干净就可以了，还让我吃。其实我也吃了。”王久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
    11月30日，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王久良时，坤还不知道《塑料王国》得奖。
    坤在2015年上半年关闭了工厂，成了一名货车司机。全球经济不景气，不得不压缩产能。产业末梢的废旧塑料回收业——它既是产品消费的终点，也是原材料再生的起点——已无法支撑坤一家的生活和他的致富梦。彭一家也在王久良的帮助下回到了四川老家，重新过起青山绿水但与世隔绝的生活。

彭的儿子在辨认废旧塑料上的德国国旗。（王久良供图/图）
    他什么都不认就认钱
    南方周末：坤和妻子能上网查他们从废旧塑料里捡的药膏有没有过期。他们应该很清楚这个职业对健康的危害吧？
    王久良：是。坤高中毕业，如果不是贫困，他再复习一年也许能考上大学。他对贫困的仇恨、贫困带给他的自卑都是刻骨的。他把物质看得至高无上，什么都不认，就认钱。但他干的这个赚不了什么钱。2012年—2014年，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一年就赚十万八万，而且老婆、老妈都跟着一起干。
    这行业很多人被产业绑架。一个地区只有单一产业，他没别的选择。
    依姐9岁时，分拣塑料已经很熟练了。我看到他们在垃圾厂疯狂奔跑，在腐臭的垃圾堆帮大人干活，在阳光下欢声笑语，像野草一样疯狂成长，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
    南方周末：所以你帮他们回老家？
    王久良：彭的女儿和儿子非常聪明。这种孩子不去上学，看不见就罢了，但朝夕相处一两年，你能不允许这种事情继续下去。我们想把他们送回去，但一直碍于老板坤的情面。2014年4月，正好他家来消息说姥姥病重，我们就把他们送回去，又凑了点钱，帮他贴补了点修房子和小孩上学的费用。
    南方周末：回到老家，他们习惯吗？
    王久良：2014年秋我去过他们家，那地方真的很贫困。从西昌到县上，再到镇上，二百公里，开了20个小时。到处塌方，路况坑洼不平。即使这样的路，到镇上也断了。我跟依姐上了一次学，把我吓惨了。她表哥用摩托车送我们，一米宽的碎石路，这边是山，那边是万丈深渊，底下就是金沙江。一路走下来，我真是大腿根发麻。
    唯一的经济作物是花椒，依姐妈妈有时候带着她摘花椒挣点钱。她爸爸就到附近镇子上修房子。大人认为赚钱永远第一位，但孩子觉得，在老家，没人歧视他们，他们能上学，你可以看到她拔节生长的那种快乐。
    南方周末：坤和彭只是这个行业里的小蚂蚁，是谁把那么多废旧塑料用集装箱运来，再生的塑料后来又卖给了谁？
    王久良：有过硬的关系和资本才能做这种生意。中国的废弃物进口分三个级别：自然允许；限制进口；禁止进口。废旧塑料是属于限制进口级的：哪些塑料可以进，哪些塑料不可以进，有明确的规定。比如工厂的下脚料是允许的，经过分拣的可回收物也可以。但实际上进口到中国的废旧塑料太杂了；进口渠道也杂：走私瞒报、夹带……这是个公开的秘密。
    大多数再生塑料还是被中国生产商买走了。我拍过一个大型代工厂，生产高档玩具，德国品牌，销往欧洲。它的核心构件当然是原材料做的，但其中也有些再生料。我还看见过再生塑料的出货单，去美国、日本、新西兰、意大利、法国的都有。要强调的是，废旧塑料再生后危害已经不大了，但再生过程会产生大量环境问题。
    “他们看了会立刻指责我们”
    南方周末：拍《垃圾围城》时，你用谷歌地图搜索北京周边垃圾场。拍《塑料王国》，你怎么决定你的行走路线？
    王久良：搜索废旧塑料，可以搜出很多信息，大部分是广告：我卖PP颗粒，我卖PET颗粒。生产颗粒的工厂在哪？如果很多家工厂都在同一个地方，你会发现那是比较集中的产业基地。还有零星的媒体报道，比如河北文安、山东章丘、江苏连云港。
    南方周末：产业分布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？
    王久良：从辽宁到广西，只有北京没有。两湖、甘肃、新疆这样的腹地也有。分布广，生产量也大。据我观察，每天要进不下五十个集装箱。像天津塘沽，2012年前后，我拍到过一望无际的废旧塑料市场。没有一块塑料是中国自己的，而且90%都是生活垃圾里的废旧塑料，根本不是下脚料。每天早晨，全国各地货商都去，在那挑货。一个箱子二十吨，一吨五千块，五个箱子五十万。干这买卖，都不是小打小闹。
    南方周末：你在“媒体版”里,还采访过一个美国的废品回收商丹尼尔。
    王久良：丹尼尔的工厂是市政项目，享受政府补贴，而且他不负责回收，只负责分拣。他告诉我，金属和玻璃比较重，运输成本太高，只能留在了国内，纸张和塑料就全部出口，而且几乎全部出口中国，没有第二家。
    我后来把片段给丹尼尔看，只给他看分拣、粉碎、造粒三个环节。丹尼尔看完半天回不过神来。他说，如果你这个电影给伯克利的市民看了，他们会愤怒，会立刻指责我们。
    南方周末：丹尼尔还提供了一个关键信息，中国商人会跟他的公司竞争，愿出两倍高的价钱把东西拉走。
    王久良：前几年，美国把没分拣的废旧塑料卖给中国，9美元一吨。这钱连把塑料装上船都不够，所以是象征性的。但卖9美元，就属于国际贸易，一分不要，那叫倾卸。后来中国胃口越来越大，美国人价格也慢慢升高，并开始初步分拣，但仅仅分牛奶瓶、矿泉水瓶，食品级的塑料100美元一吨，剩下没分类的乱七八糟在一起，非常便宜。所以对中国商人来说有利可图。
    欧洲一些塑料焚烧厂一直抱怨中国商人不按套路出牌：中国商人给的价格太高，他们第一没法回收垃圾，第二，垃圾焚烧发电厂原料短缺。
    日本2012年做过一个节目，一个当地的废旧物资回收企业主说，中国商人不但不需要我们政府的补贴，还会花钱把废旧物资拉走，弄得当地企业无法生存。韩国垃圾基本被中国包了，黑社会还会为抢地盘打架：这片儿的垃圾我包了，你不能来……
    南方周末：你的两个纪录片作品《垃圾围城》和《塑料王国》都与环境有关，因为你在农村长大，对土地有感情？
    王久良：我现在做的项目，我就想直接把它叫做《土地》。
    我在潍坊农村长大。整个夏天我们捉蚂蚱、捉鱼。村北边有个叫石人沟的地方，小时候，石人沟是我的乐园。
    2008年我回去，石人沟完全变样了，一个比我们村子还大的印刷厂，把恶臭的脏水排到石人沟,排到附近的水库。高效农业带来的污染也极其可怕。农田不停打药，田间地头上到处农药袋。农民普遍使用薄膜，地里白花花一片，风一刮挂到树枝上。
    我特别想以农村垃圾为材料做一个装置作品。后来摄影评论家鲍昆老师告诉我，北京周边到处都是垃圾场，你有心可以去看看。
    我骑着摩托，在北京周边拍了一个月。我们去拍片的时候，人家说：你们再来，我把你推坑里埋了。